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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5章 廷辨

    庆历二年春正月庚戌日,初五,赵祯御文德殿,大早朝。

    正殿早朝,更多的是礼仪性的,在京官员,无论匣务不匣务,全部上朝。皇帝每隔一段时间在所有官员前露面,表示自己身体正常,国家运转正常,避免猜疑。在这种大早朝上面,原则上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奏事。这样做的制度意义,是表示朝廷大政没有被皇帝身边的人把持,真有意外,可以在大朝会上当众揭穿。当年宫中失火,吕夷简一定要让刘太后请赵祯出来露一面,才肯带着百官离去,便是出于这个原因。

    徐正站在角落里,都看不到儿子站在哪里,心里还是无比的自豪。小时候不成器天天闹腾的那个混小子,谁能够想到有今天,站在了百官的前头。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儿子在哪里,徐正特意打听过了,徐平的班位在赵元俨和晏殊之后,百官第三位。

    赵祯升座,群臣行礼如仪。起居告谢毕,轮班奏事。

    前殿一般不议大事,因为这种大朝会礼仪繁琐,时间紧张,参加的官员又太多,大事议不清楚。议的多是日常事务,大臣上前禀奏,赵祯可与不可,不能决定的由小黄门把奏章收入袋中,带回宫中处分。政令必出中书敕令,疑难大事赵祯一个人也决定不了。他冒然一个人做决定,手诏被宰相给退回来,不是什么好事。

    明朝之后不设宰相,哪怕后来出现大学士,清朝出现军机大臣,实际行使相权,也都不是宰相。没有政令必出中书,只能用敕,军令必出枢密院,只能用宣命这两条,权臣的势力再大,哪怕能决定皇帝的生死,宰相也不是政权决策班子中的一分子,而只是皇帝的下属。宰相班子是国家实际的治理者,是由制度来保证的。

    第一班宰臣,晏殊和徐平带几位参知政事上殿。奏的都是已经决定的事情,主要是徐平将要使要的官员职的升迁,如叶清臣进龙图阁直学士,李参直史馆,诸如此类。

    第二班枢密院,吕夷简带枢密副使上殿,奏西北的军事安排。

    第三班三司,程琳带三司副使上殿,奏今年的财政安排大略。

    第四班开封府,任布上前奏春节期间开封城内事。

    第五班审刑院,宋庠上前奏讼狱。

    自西北乱起,前殿奏事只有五班,五班奏毕散朝,不能超过辰时。大朝会御史中丞要监察纪律,是不上殿奏事的。

    最后礼仪性地问群臣有无别事要奏,众人都已经准备退朝了。

    正在这时,排位极靠后的司马光从人群中挤了出来,捧笏抗声道:“臣司马光,请与集贤相公廷对!相公欲一道德,此根本大政,关万民疾苦,天下兴衰,不廷对,何以服百官!百官不服,何以临百姓!”

    赵祯已经要起身了,只好又坐了下来,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。

    徐平神色淡然,捧笏出列:“臣愿对!”

    此话一出,准备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,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脚。

    廷辨是宋朝对政治大事的讨论方式之一,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,除非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大政,不然不用。这是一场由在殿内的朝臣全部参加的大辨论,涉及到的人多,讨论的事情特别重大,观点也尖锐,大多数廷辨都会从早到晚。甚至思想争论激烈的时候,一次不行,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。

    廷辨这种大事,大多数的官员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。

    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较,这就是执政党内部关于国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论,议会制国家的议会辨论,一党制国家统一思想之时的大讨论。

    一道德,就是统一政治立场,确定政治原则,统一思想。这么大的动作,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,徐平早有准备。徐平携西北大胜的军功回朝拜相,很多人慑于威势,在榜文帖出来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前,没有站出来罢了。今天不廷辨,早晚一天会廷辨,要一道德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此时官职尚低微的司马光第一个站了出来,并不出徐平意料,历史上王安石一道德,就是他反对得最激烈。

    一道德不是逼官员站队,如果最后搞成官员站队,一道德实际上就失败了。这就是思想的大辨论,不辨明白,强行推下去是没有用处的。历史上王安石变法,在一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失败了,他强行推下去,立新学,以新学取进士。让满朝官员站队,与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,不相同的就贬。最终的结果,是造出了一个旧党,最终上台来斗他。

    政治立场、政治制度、政治原则、施政举措不是凭空来的,都有内在逻辑,这个逻辑就是文明的特性。如果没有找出这个逻辑,就说明文明还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。

    这个年代决定着政治的逻辑,就是韩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论。

    当天命破除,人必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,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事情,为什么要这样做,为什么不可以用相反的办法做。这是人的必然,离了天命,人要从自己找逻辑。

    文艺复兴欧洲文明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之后,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,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这些名词,徐平前世听起来高大上,觉得洋人怎么会这么厉害,是怎么想到这些的。中国的文明怎么这么落后,就不去想这些问题,尽是搞些仁义道德天理伦常之类虚假欺骗人民的东西。但是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这一切,真地引入中国来了,纵然精英再是引颈高呼,这就是文明,愚昧的人们醒来吧,我们不要野蛮,我们要变成文明的民族。大多数的人民却无动于衷,精英痛心疾首,一切都是文化的错,我们落后愚昧的文化,什么时候才能扫除干净,走向文明。

    人民对引进来的文明麻木,一部分精英失望了,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,愚昧与落后深植入骨子,永远不可能变成文明国家。还有人在坚持,试着分析其实洋人并不是按照这一套来行事的,就跟仁义道德一样,不过是欺骗愚弄底层人民的把戏。

    人民不愚昧,也不会被欺骗,你欺骗他们,他们反抗不了,心里却还是很清楚。你逼着他去做这做那,要去这样想,不要那样想,他们无法反抗,无非闭嘴罢了。或许在深夜聚在一起闲谈的时候,发上几句牢骚。

    这种相互谁也理解不了的现象,本身就说明了问题。

    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这一系列关于人性的学说,仁义道德这些关于人性的学说,其实都不是为了愚弄底层人民的,而是文明要发展不得不面对的议题。

    人性是善还是恶,是利他还是利己,是趋利避害还是见义勇为,是自私自利还是勇于承担责任,等等一切人性的两面性,跟社会矛盾中的阶级分别一起,组成了每一个政权的政治立场,政治原则,政治的逻辑,形成了自己的文化。

    洋人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信用等等这一套文明逻辑引入中国水土不服,不是因为自己文明的愚昧与落后,不是人民愚昧麻木不仁,而是因为这一切,祖先早已经进行了思想大争论,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记忆。只是这些文明记忆,随着那一次文明巨人的倒下,被扫进了垃圾堆,埋藏了起来。文明摆脱了那一次的伤害,打开这个宝库,就是无尽的财富。

    徐平前世每谈到社会问题,那位洋秀才总喜欢甩出一个洋人的名词,什么利维坦,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,诸如此类,一脸不屑:你个土鳖知道这些吗?好好看一看,洋人是怎么看待社会问题的。什么时候你个土鳖,也能够做一回文明人。

    一个土,一个洋,名字就已经代表了时代的价值取向。

    当徐平穿越千年,努力让自己的思想跟这个时代同步,去重新思考文化典籍,才真正明白那些是什么。自己被人骂土,不是因为文明的落后,不是因为祖先愚昧,而是他们走得太远,又跌倒在了血泊中,文明被封印到了记忆深处。

    什么是文明?一个是阶级斗争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,另一个是对人性的思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,这两者加起来,就形成了文化和政治,构成了文明的主体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上过大学的人,徐平知道在数学中有一条大数定理,巨大数量的随机,最终会表现出规律性。也听说过混沌这回事,随机会表现出有序。

    有人觉得人性是善的,有人觉得人性是恶的,有人觉得人天然是自私的,有人觉得不是这样的。这些关于人性两面的想法各人不同,这个问题两人一样,那个问题不一样。但是巨大的人口,漫长的时间,终分的交流碰撞,最终会形成共识。这种共识不是决定了这个问题上我是对的,那个问题上你是对的,而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容原则,出现了社会文化上的规律性,这个规律性就是文明。

    中国人口众多,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,独立思考的人口多,形成这种包容原则也就早得多。这些关于人性的议题,由此生发出来的同性恋问题,家庭问题,伦理问题,种族歧视和种族平等问题,这一系列议题,都放在性情之争的这个大筐里。他们在文人的一篇一篇文章里,在官员一次一次的奏对里,在朝廷施政的发出去的命令里。

    洋人讨论同性恋,讨论家庭,讨论伦理这类问题很热闹,中国人却觉得不理解,因为自己的祖先已经讨论过了。甚至就连男人穿女装,诸如此类,都在文明的记忆里。再一次出现风潮,不过是文明还在退化,没有重新站起来罢了。

    从汉武帝以天命一道德,漫长的历史时期,张角的黄巾大起义,魏晋谈玄,后来的佛教兴起,儒学再兴,等等这一切,都是文明前进的脚步。直到巨人倒下,才止步不前。

    写《道德经》的老子是什么人?史官。孔子干了什么?《春秋》编史。大多数的先秦诸子,大多都有接触史书记载的经历。文明不是由这些伟人创造出来的,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出来的,他们只是忠实地记载了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规律性。他们的伟大不是创造了文明,而是看到了文明,并记下来留给后人。

    今天,徐平将要在这里,面对司马光这个大宋第一顽固派,以及后面会一个一个站出来的官员,从人性,社会,全部的问题进行辨论。

    他今天要在新的一年第一个大朝会上,而对百官,以最激烈的廷辨,来一道德。